伍修权:重大党史见证人 重要事件参与者(组图

2018-11-08 18:52 作者:公司公告 来源:www.kb88.com

  本书是伍修权的官方权威传记,编写组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访了上百名曾与伍修权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并翻阅了大量档案材料,真实客观再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的光辉一生。

  1931年7月初,伍修权在闽西永定县内的虎岗,见到了时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秘书长萧向荣。萧向荣接过他的“介绍信”,用碘酒在那块手帕上一抹,上面就出现了字迹,原来那是用米汤写的,抹上碘酒就能让其“现形”。通过交谈,他了解了伍修权的情况和愿望,经研究,通知他到也在虎岗的闽粤赣军区司令部报到。伍修权马上拿着盖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去军区报到,见到的是也在苏联学习过、时任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的萧劲光。他让伍修权留在军区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

  1931年夏,白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为了配合江西主力红军作战,闽粤赣军区所属部队发起了芦丰战斗。伍修权当时还在机枪连,他和连队指战员一起,连夜急行军开赴前线。萧劲光在行军路上见到伍修权,同意他随连队参加战斗。

  部队到达上杭东南芦丰一带时天已发亮。战斗很快打响,白军是军队钟绍奎的一个旅,虽然只有两千多人,却比红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伍修权所在的机枪连,因火力比普通连队高出一大截而成了此次作战中军区参战部队的主力。连队战士刚刚学会使用的四挺重机枪,全部摆上了主要阵地。伍修权身先士卒,跟着射手进入射击位置,进行实战指导。他从这挺机枪旁跑到那挺机枪旁,常常言教身教一起来,边说边自己上去开起火来。发现卡壳不响等问题,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自己动手排除故障。白军又扑上来时,他索性接过一挺机枪,时而点射,时而扫射,一面叫战士们学着他的动作和方法狠狠打。伍修权说:“我跑出伯力,告别苏联,奔波闯关,为的就是这一天啊!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有什么能比亲手打击敌人更为自豪的呢!”

  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太阳西斜。经过一天鏖战的伍修权已经由“教官”变成了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正当伍修权扭头又一次发出射击口令时,脸的左侧受到重重一击,被猛地撞倒在地。他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白军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腮,几分钟后醒来,一摸发麻的左腮,看到的是满手鲜血。

  伍修权在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基本康复后得到通知,让他到离长汀八十多里的江西瑞金去。瑞金其时是红区的核心地区,中国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红军总部都在那里,开辟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朱德等红军领袖也在那里。

  11月7日,即伍修权到达瑞金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成立典礼虽是在瑞金县城外的乡下举行,却是那个年代中国和红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其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的党政军领导中,有当月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受阅方队主要是临时调来的红军部队和组成红校的各军区与军团的军校、教导队等。武器是什么样的都有,除了缴获来的各种和很少几门小炮及几挺重机枪,大都是大刀、长矛、红缨枪之类。这一天是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从这天起,江西南部邻近闽西的县城瑞金就成了临时首都,并因此被叫成“瑞京”或“红都”。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第二期起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月正式成立。它承担着为红军各部队培养和输送初中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的任务。中国和红军领导人为创办红校调集了一批有专长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来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伍修权、李伯钊等奉命到瑞金,就是来参加红校创建工作的。

  1933年10月,伍修权又接到一道调令,让他去中革军委向总参谋长报到。

  郑重其事地告诉伍修权,他的这次调动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有一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已经由上海来到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讨论后决定,调伍修权去为他做翻译。交代完任务后,就带他到顾问那儿去。

  博古已在那里,伍修权的这位莫斯科中大的师弟,其时已是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伍修权看到屋里坐着一位穿着特制红军服装的外国人,个子很高。见他们进屋,那人看看来人却没有起身。博古公事公办地用俄语将伍修权介绍给那位顾问,说是他的翻译。博古又向伍修权介绍道:“这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特罗夫同志,为了对外保密,他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后就这么称呼他。”博古对伍修权又作了进一步交代,伍修权从博古的要求中听出自己的工作包罗万象:既是翻译,又是秘书、参谋、联络员。

  伍修权那时的工作内容及程序大体是这样:每天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送来各种电报、文件、请示报告和敌情资料、各军团或军区发来的战况报告,他都立即译成俄文,并根据内容,对照挂在独立房子堂屋墙上的各种,绘制成作战态势简图,送给李德批阅;再将他的批示或答复译成中文,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中革军委、绝对伏特加的广告被认为是最经典、最成功的广告案!红军总参谋部等相关部门去贯彻执行。

  在李德来到瑞金的同一个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直接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兵力就达到50万。李德初来乍到,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红军武装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所知极为有限。当时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地方武装有近5万人。当的军队在苏区周围步步为营紧逼时,主张跳出包围圈,将红军部队调到敌人后方甚至心脏地区,以打乱的部署,解除白军对苏区的“围剿”。而李德却坚持“以阵地对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以我之处处设防、节节固守对敌之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战术总要求。

  由于李德的瞎指挥,经伍修权翻译后交给李德的来自前线的各种战报、战况和敌情通报,坏消息多于好消息。

  由于博古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瞎指挥,苏区一天天缩小,白军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糟糕。1934年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5个军团和中共中央及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伍修权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有关资料显示,长征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此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转移计划。但是博古、李德没有制定转移的总方针,转移计划也只在高级领导层中通通气,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更不要说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思想动员工作了。转移的命令、指示都以“绝对机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不过伍修权在工作中还是接触了这一核心机密的部分内容,并且参与了与转移有关的实际活动。

  在进行各项具体准备的过程中,伍修权听博古多次向李德提到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还曾见到他们拟定的名单。这是博古与李德在转移前反复思考谋划的一件大事。转移时,有1.6万红军和约1万伤病员,以及部分党政人员被留下来。确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最初名单中,不但有何叔衡、瞿秋白等人,连也在其中。有人提醒博古,是在中央苏区起家的,把他留下来,如果他与中央分庭抗礼就麻烦了;万一落入敌手,政治影响也极为不利。博古与李德密议后,才让随军转移。因为当时正发疟疾,就让他像王稼祥等伤病员一样躺在担架上行军。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两党间展开了新的角逐。

  早在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中国就开始做把东北军广大官兵引向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之路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传令伍修权到前方去,正是为了让他赶去做东北军战俘的工作。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伍修权被调去协助他。这批被俘军官到安塞集中后,和伍修权等向他们多次讲解中国“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站到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阵营中来。伍修权还遵照的布置,为这批被俘军官上了多次政治课,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西安事变发生后,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张学良,承受了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压力。经过数日苦闷与彷徨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17日派飞机把周恩来、等接到西安共商大计。紧接着,伍修权也接到通知,放下手头一切工作,与李克农、边章五等赶赴西安,接受紧急任务。

  向伍修权等介绍情况,交代任务。他说,根据中国与张、杨达成的协议,准备在蒋介石拒绝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针的情况下,由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并决定由伍修权和边章五参加联合司令部的筹建工作。领受任务后,伍修权迅即与东北军、西北军负责筹建的将领讨论联合司令部架构、三方人员比例等具体事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筹建西北抗日联军的任务随之解除,转而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伍修权等人奉命离开西安时,将一批爱国青年和几位民主人士一起带回了陕北根据地。

  抗战期间延安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此后经过长达17年的斗争,中国革命中心终于在陕北扎了根。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开始考虑召开七大。但那时党内的思想并不一致,对许多历史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这成为发起整风运动的原因之一。

  设在延安王家坪的军委整风领导小组,由、陶铸、、安东、李初梨、舒同、吴溉之等人组成,伍修权也是其成员之一。整风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审干,各单位都得保证自己这儿没有特务、内奸等。

  一局有位处长朱军,在冯玉祥部队从事过秘密工作,曾经两次失掉党组织关系,虽然后来得以恢复,却留下了一些历史疑点,加之他同冯玉祥的儿子关系密切,这就使他成了追查的对象。伍修权对他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做了考查,认为他政治上经受过考验而且相当坚定,是值得信任的,就代表组织及时宣布了对朱军的审查结论。军委整风领导小组在主持下,及时发现并认真纠正了运动中的偏向,对许多受审查的人,在弄清他们的基本事实后,很快宣布组织结论,让他们继续工作;对蒙受冤屈的,则公开予以平反,使他们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精神上得到安慰。

  尽管延安整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还是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中共七大的筹备过程中,当时朱德的政治秘书是黄华,他和伍修权等集体讨论并分头执笔完成了报告的初稿,进行了审改,再交朱德定稿。这个报告被列为中共七大的主要文件之一,其中吸收了一局撰写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诸多内容。

  经过长期酝酿、筹备,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下旬在延安开幕。伍修权第一次成为党代会代表,他被编在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代表团里。在讨论中国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时,伍修权对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凯丰提出异议,指出他曾鼓动博古不要交出中央的“挑子”,对遵义会议决议采取了抵制态度,认为他不宜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许多与会者与伍修权有同感,称伍修权敢于直言、坚持原则。凯丰最终落选。

  中共七大使正式成为中国的领袖,他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文化传媒行业:8月迎中报季 关注重,提出了党在此后一个时期的方针。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思想成为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